人多不是贫穷的理由
常常听到有人感叹：“中国就是人太多了！”，言下之意是“不然中国的发展就不仅仅是现在这个样子”。也常常听人说我们“人口多、底子薄”......总之，中国人穷是因为人多，中国发展慢也是因为人多，中国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几乎都可以说是因为“人多”。
之所以在某些论者看来，“人多”是个烦恼，大约源自这样的“共识”：中国的各项资源，按单项的总量计，不少种类在世界上都能排在前几位，但如果按人口平均，就要排倒数第几位了。土地如此，水资源如此，森林矿山莫不如此，......连人均GDP也概莫能外，这次第，怎一个遗憾了得？如此一来，对中国“人多”的抱怨就泛滥开来，可悲的是，一些对公共决策有影响力的人也支持这样的观点，于是，就有了对人口的种种限制和“计划”。
赞成对人口进行“计划”的人，自有许多理直气壮的观点，兴之所致，甚至可以编成几句口号，喊将起来，却也能有些声势。但是，我只问一句：你愿意自己属于被“计划”掉的那一部分吗？
谁不愿意中国人多？我想，首先应该是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人，巴不得中国人全死光了，跑来抢土地，又不用打仗抢，还不用象当年在华北、在南京那样杀到手软都杀不完。所以，不怀好意的外国人是最爱中国人越少越好的。所以那时候毛主席要讲“人多好办事”。因为连年的战乱过来，中国太需要壮劳力来发展经济了。但经济发展了，生活安定了，人口自然就增长了。人口增长过快，一时不能有足够的食物和就业、医疗、教育等服务来供应，也会出问题。当这些供应不上时，一些中国人自己也觉得自己“人多”了。
人太多了也不好，土地的利用讲边际效应，一个人种一亩地也许能打500斤粮食，如果是两个人种一亩地，估计能打800斤，但如果500人种一亩地呢？估计这地里就不出粮食了，因为人太多，把地都踩平了。同样，现在工作也不容易，一个职位一群人来竞争。自己做生意吧，眼看着一个路子来钱，立马就涌来一批人争抢，钱也就不容易来了。如此种种，以前经济不发达，工农品都要排队，短缺的是农产品、工业品；现在经济发达了，还是短缺！缺的是机会，工作的机会、受教育的机会、受到更好医疗保障的机会，......
最缺的是钱！
先富起来的觉得钱不够花，还有那么多事等钱用呢；没富的更不用说了，看看别人再看看自己，咋就没钱呢？几千万的贫困人口似乎最有说服力，几千万！都相当于几个加拿大或法国的人口了，这么多穷人，难怪中国不富！于是有人就说了，要是人少一点，中国这么多资源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不就多了？大家不就都富了？于是，大家就都高高兴兴地做起梦来，梦见人少了，梦见自己富了，......但是，怎么人少了自己还在呢？不奇怪，人都希望别人的钱是自己的，希望被“计划”掉的不是自己是别人。
所以，要求“人少”的人很多，但都希望自己能是那剩下来的一部分。
怎么办呢？放眼未来吧，有人说了：现在少生点孩子，将来中国人不就少了？人少了，这些钱、这些资源一平均，人家不就都富了？而且生养孩子多花钱呀，不生不养，钱留着自己花，多美呀？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但一个都不生，不就绝后了吗？于是，就有人提出了“只生一个”。相应的，“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说法开始流传开来，成为最似是而非又最仿佛具有说服力的口号。中国人平均受教育程度太低，口号虽短，却往往能一呼百应，因为思考对于缺少教育的头脑而言，是沉重的负荷。
前面说了那么多，无非是想追溯一下“计划生育”思想的起源，便于我随后的议论，请看官先不要急于评论，看完再说。
其实，最早的对生育的理想主义认识，想来应该是起源于那些近现代的生理医学工作者们，他们基于中国的孕产妇保健和新生儿早夭预防工作提出了“优生”的主张；早期的教育工作者们基于民族振兴的理想提出了“优育”的想法，二者结合，便是“优生优育”（纯属猜想）。“优生优育”实际被发展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改变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时期人民因生活困苦，基于生存本能以数量求质量的“多子多福”思想，以提高人口素质为第一要务，通过优化生养、教育的过程，来达到提高人口素质、增强民族整体素质、进而振兴中国的目的。这里，数量就不再是一个需要追求的硬性目标，工作的重点是人口的素质！
遗憾的是，当对生育的关注成为一项国策的时候，“计划生育”这一说法更多地注重在了“计划”上面。这和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大环境是不可分的，由于当时的那种认识的局限，以及在具体实践进程中，实际操作者的素质所导致的结果，就成了“计划”性的“只生一个”。“只生一个”能不能达到“优生优育”的目的？其实我认为这个答案如果说“能”是很不负责任的。“只生一个”是强调数量控制，而“优生优育”关注的是质量控制，二者显然不是一回事。“小太阳”现象的出现，以事实回答了“只生一个”是否一定就等于“优生优育”的问题。
事实上这种“急刹车”式的生育“大止步”反而会在若干年后（也就两代人左右）给社会带来无穷的后患。六七十年代可谓中国的“婴儿潮”吧？这一代人今天正年富力强、风华正茂，正成长为社会各行各业的栋梁。因为当时生得多了些，现在这批人普遍感到工作不好找、什么东西都贵。怎么不贵？这么多人的需要一时满足不了，还不物以稀为贵？贵到什么程度？贵到不想生孩子了。城市中的年轻人，普遍感受到生活工作的压力，生育意愿越来越有限。进城的农民工更不用说，“农民工的性苦闷”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加上劳动报酬的保障度太低，哪里还有能力生孩子？等这六七十年代的一代人老了，按“只生一个”的规定出现的下一代，仅有这六七十年代一代人数量的50%（最多就这个数），“婴儿潮”们的需求谁来满足？
现在许多人都在城市中疯狂地抢购房子，“因为房价在涨”。但是，如果不改变“只生一个”的局面，二三十年后，也就在这两年按揭买房的大部分人刚刚付完按揭时，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青年一代数量的急剧减少会令这些房子的市场需求下降至少一半。这样的前景，还值得抢购房子吗？
根据市场经济的原理，“婴儿潮”一代现在拼命储蓄以备养老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当服务有限时，价格会自动上升到需求能得到满足的程度。也就是说，人们手中的钱会贬值到刚好足以购买社会所能提供的全部服务的程度。市场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少，只会意味着价格越贵。工业品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增加产出，人提供的服务通过什么来增加产出？比如照料老人、教育、医疗？
有人说，用机器人。那是科幻。退一万步讲，就算二三十年之内，机器人能先进到完全取代人的服务功能，一个被一群机械包围着生活的孤独的生命体应该叫做“人”吗？一个社会中，年轻人少到一定的程度，这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创新能力和进取意识就会大打折扣，这是不能用1+1=2来衡量的软竞争力，但它会决定一个民族的兴衰！事实上，在任一时间段，一个社会都是由当时这个社会中有工作能力的那一批人在供养，这批人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总量决定了这个社会的生活水准。
说了这么多，再回头来看本文的题目，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总说“人多了”，最常用的依据就是人均资源是如何的少，但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人视为一种资源、一种最具决定性的战略资源？任何自然资源，如果不能以人类劳动赋予其商品属性、进入流通交换，对社会经济生活能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没有人，纵使沃野万里、金银遍地，也不过是便宜了外来淘金的开发者。
“以人为本”这个概念现在不是很时髦吗？现在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观念叫“与时俱进”。我们为什么不能“与时俱进”地“以人为本”呢？为什么不能把“人”视为我们中华民族最具潜力的战略资源？为什么不试图去开掘这个全世界最富的矿藏以增强我们的竞争能力、确立我们的竞争优势呢？
沙特、科威特、伊拉克的油海让美国人垂涎三尺，但如果你问他们，是石油重要还是人重要，美国人会怎么回答？没有了人，无论石油、黄金还是肥得流油的土地，有什么意义？美国人的“怕死”常常受人讥笑，但不要忘了，美国人是商人性格，什么最划算？当然是保住人最划算，没有人就什么都没有了。
回头看看日本，这个曾经把我们打得鼻青脸肿的小个子邻居。我们尽可以找出我们的语言中最具贬义的语汇来形容他们。但是，我们是否知道或记得，甲午战败，大清帝国赔给它的数亿雪花银子中，有相当数量在其国王的倡导下投入了它的国民教育。“在最偏僻的乡村，都开办了学校”，连衣不蔽体的农家娃也能背着书本去念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十年后，又一群日本兽兵冲进中国，把我们的国家开膛破肚，把我们的祖父母们象牲畜一样地宰杀，令我们的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令我们不得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到最后的时刻才发出最后的吼声呢？六千年的文明史，光辉灿烂的文化中难道就没有一个避免“最后的时刻”的办法？难道在祖先的谆谆教诲中就没有一条强国之路？数千年的文明积淀却为什么没能造就一个全世界人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什么时候起我们忽视了自己、忽视了自己的能力？十三亿中国人，为什么不是十三亿财富？
其实，无论办私学的孔子，还是办官学的文翁，先贤们早就给我们指出了自强的明路----科教兴国！人说“仓廪实而知礼仪”，可如果没有知识又何来“仓廪实”呢？二战后，日本为什么能从瓦砾中迅速崛起？因为它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日本人科技创新不如美国，但日本人擅长摩仿，优秀的学习能力不也同样来自于良好的教育？中国人有着极强的受教育意识，在当前因为“人多”而使公共教育资源显得稀缺的宏观背景下，是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以尽力满足需求、还是大幅提高公共教育的收费来抑制需求？这不应该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
看看以色列，可以知道我们的水资源利用浪费惊人！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具有巨大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看看日本、美国，可以知道我们的能源利用浪费惊人！看看我们自己现在对土地地力的过度损耗，可以知道我们的粮食生产其实是大有潜力可挖！农村一方面缺乏对土地改良的资金技术支持和利益拉动，一方面乱占耕地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反过来看，就意味着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没有被发掘出来。而这一切的工作，都需要人来做！工农业产品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产出，而由人提供的服务的可替代性却是有限的。人人都说中国“人多”，我们的技术人员多不多？我们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多不多？
据外电报道，现在日本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经降到战后最低的1.34，远低于维持人口平衡所需的临界生育率2.1。一个老龄化的日本，面临无人养老送终的残酷现实，缴纳养老金已经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因为没有足够的服务可供购买以至于等自己老了时养老金会贬得一文不值。连著名的日本“愤青”小泉先生都开始欠缴养老金了，足见问题的严重。
如果我们不想步日本的后尘，我们现在还有机会，现在六七十年代的一代人还有生育能力，八十年代的一代又刚刚成长起来，尽管我们现在面临人口的最高峰，但我认为这正是我们的机会所在。
首先就应该改“计划生育”的称呼为“人口与发展”，相应的部门门匾都要换掉。因为“计划”二字误导了太多太久。
其次，应该改变“只生一个”的政策为“允许生育第二胎，提倡优生优育，国家对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家庭提供补贴，对累计生育三个及以上（一次多胞胎不算）子女的家庭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以期维持2.08的人口均衡。国家可以通过对独生子女家庭的补贴的多少调整来调节人们对生一胎还是二胎的意愿。
我认为对生第二胎的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政策是错误的。在当前人口面临加速老龄化的时候，生第二胎的家庭实际上是在为了将来更多地负担供养社会的义务而进行投入----无论其是否自愿，客观规律如此。将来这一代人成长起来，将肩负供养六七十年代一代人口高峰的老人的社会义务，他们的负担是相当重的。何况以我们现在的公共教育、公共医疗投入水平，能说对这些第二胎们“抚养”了多少吗？
第三，众所周知我们现在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投入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应该尽快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和法制建设，让公共教育从高收费的台子上滚下来！公共教育没有任何理由高收费！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公共教育不应该是奢侈品。
国家税收连年以两位数增长，能不能立法，把国家税收每年增长部分的一定比例固定用于教育投入？比如国家税收年增长部分的百分之二十？以保证教育经费投入的持续增长。
我们不能仅仅把眼睛盯在“普九”和“创世界一流大学”上面，我们应该有更远大的梦想和更长远的规划，我们国家的发展潜力和雄心壮志都取决于我们绝大多数国民的普遍受教育程度。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四，应该大力加强公共医疗体系的建设，大力开展禁烟运动，让人们认识到烟草对国民财富积累的危害，广泛开展国民健身活动，免费开放公共体育场馆，提高国民体质。
第五，改革人才管理和报酬体系，让诚实劳动得到合理的回报，用利益留住青年一代的精英，不要让他们学成之后去“为外国人民服务”。
人多不是贫穷的理由，恰恰相反，人多好办事！人多是我们在发达国家普遍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确立长远竞争优势的契机！我们现在正拥有大量年富力强的青年人，如何把他们变成术业有专攻的社会栋梁，而不是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头等要务。如何让这一代人老有所养，让中国不会“未富先老”，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生存竞争中能赢得竞争优势，这是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历史责任。
中国用世界排名后几位的人均可耕地数量、人均资源占有率和同样排倒数第几名的淡水、能源利用率养活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正说明我们国家还有着惊人的发展潜力没有得到释放。我们现在还不够富裕，不是因为“人多”，而恰恰是因为这么多的人的创造性没有能够得到发挥，因为我们的人民缺少教育！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去追求更富裕的生活。用“人均”不高来抱怨“人多”是愚蠢的，因为人具有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主观能动性，人的创新能力是无可比拟的，发挥这种能力的催化剂，就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一旦这十三亿人被足够充分的知识武装了头脑，这将是一支无敌的力量！而在一些不怀好意的外国人眼中，控制中国的人口比让中国人受教育，显然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意识到了中国人的潜力！
跟着别人抱怨自己“人多”，最大的危险是，这种盲目有可能在未来为某种种族主义行为和思潮提供借口。此前比较众所周知的，就是阴魂不散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一个文明开放、受过良好教育的民族，是反击各种种族主义论调的最好事实。
我们有很多的人，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人转变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实施正确而有远见的人口与发展战略，比抢占伊拉克的石油更具有长远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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